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年12月28日表决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医疗法》）。这是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将自2020年6月1日起施行。
《基本医疗法》涵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人员、药品供应保障、健康促进、资金保障、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摘取《基本医疗法》中的部分法律条款，为大家解读该法实施后，将对医疗机构管理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
第四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场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扰乱其秩序。
第五十七条 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维护良好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秩序，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
《基本医疗法》在多处阐明国家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例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
此外，医院被正式列入公共场所范围后，使医院的治安主体从“保安”上升到“公安”，司法机关有了介入医闹纠纷的权力。这是对“医闹”事件严重性的进一步强调，将其从行政法推向刑法高度，是对涉医违法行为打击处理力度的加强，也是对目前执法不严、消极执法的一种立法回应。
第三十二条 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对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
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同意。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在之前的法律中，无论是在《侵权责任法》，还是《民法典（草案）》都没有将医疗费用作为告知内容单列出来。《基本医疗法》在此特别单列出来，足以说明“医疗费用告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值得注意。
相比之前的法律，此条法规特别增加“及时”两字，值得注意。据此可以认为，告知的时机不能太早，更不能太晚，如果没有做到“及时”告知的，将来可能被作为不利的证据。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告知，需要取得患者的书面同意，口头告知无效。但是此次《基本医疗法》第32条明确将“书面”二字删除是医疗告知的重大变化。该修改增加了医方告知的途径和方式，比只能“书面”告知灵活，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草案）》第1219条则将《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告知需经患者“书面同意”修改为“明确同意”，也抹去了“书面”。
第五十四条 医疗卫生人员应当遵循医学科学规律，遵守有关临床诊疗技术规范和各项操作规范以及医学伦理规范，使用适宜技术和药物，合理诊疗，因病施治，不得对患者实施过度医疗。
医疗包含检查、治疗、护理等诊疗过程的全部环节，《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此次，《基本医疗法》直接规定了“不得过度医疗”，全面扩大范围。
第三十二条 开展药物、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和其他医学研究应当遵守医学伦理规范，依法通过伦理审查，取得知情同意。
第四十三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以及医学伦理规范等有关要求，合理进行检查、用药、诊疗，加强医疗卫生安全风险防范，优化服务流程，持续改进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第四十四条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技术临床应用，应当与其功能任务相适应，遵循科学、安全、规范、有效、经济的原则，并符合伦理。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医疗卫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执业医师、护士管理和医疗纠纷预防处理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基本医疗法》用了四条对医疗“伦理”进行规定，并规定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违反医学伦理规范的法律责任。可以看出，今后医疗行为符合医疗伦理规范与符合诊疗技术规范同等重要。
关于医疗伦理要求，实务中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从程序上，医疗行为要根据规定进行伦理审查；二是从实体上，医疗行为处理符合诊疗规范外，还要求符合医学伦理。
第九十二条 国家保护公民个人健康信息，确保公民个人健康信息安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公民个人健康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公民个人健康信息。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医疗卫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执业医师、护士管理和医疗纠纷预防处理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二）泄露公民个人健康信息；
（三）在开展医学研究或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或者违反医学伦理规范。
《基本医疗法》对于个人健康信息保护早在一审稿中便已初见端倪，这不仅是顺应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体现，亦是在“互联网+医疗”潮流下的必然举措。
从医疗大数据分析到商业医疗保险定制，再到智能化医疗诊断，均以个人健康信息为基础。因此，个人健康信息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具有被侵害的可能性，需要立法层面予以特别保护。
第二十七条 国家建立健全院前急救体系，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及时、规范、有效的急救服务。
……
急救中心（站）不得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急救服务。
第四十条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坚持公益性质，所有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按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合理设置并控制规模。
国家鼓励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
公益性原则意义重大，也是这部法律最大的亮点之一。这一原则是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得出最重要的改革经验，其重要价值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医疗卫生事业必须“具有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必须以公民健康为目的。对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王岳教授认为，“新法会从根本上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更准确说是福利性。”
王岳教授说，医院必须真正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办院理念，顺应国际医学理念的发展趋势，尊重和保护患者利益，将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将“治病救人”的行医目标，尽快转变为“帮助病人”的行医目标，“这才能让我们的医务人员安全起来，不能再只看‘病’，不看‘人’了。”
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只要是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就不得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急救服务。
除了上面提到的“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之外，《基本医疗法》第三条还规定：“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
此外，还有众多法律对此问题有所提及。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
《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第三十条规定，医护人员应工作严谨、慎独，对执业行为负责。发现患者病情危急，应立即通知医师；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应及时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执业的医师、护士在执业活动中，“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据《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
第四十一条 国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卫生机构，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种类型的医疗业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合作。
《基本医疗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卫生机构。”
但是有三点需要注意：
1.公立医院禁止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
2.公立医院不得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无论是营利还是非营利均禁止。
3.公立医院可以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展开医疗业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合作。但能否盈利为目的的合作（比如医疗业务合作），本法并没有明确。
总之，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合作，应当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国有资产的评估和审计，程序正当，避免将来发生争议。